影响技术转移机构进行成果转让的因素有哪些？

技术本身的复杂性导致了自身转移过程的复杂性，迫使我们不得不回避这种复杂性而只能从技术本体的状态入手，来考察它对转移过程的制约关系。

（1）技术发育状态

不同发育状态的技术是技术内容成熟程度不同的的表征，它会给技术转移过程带来不同的影响。一般而言，技术的发育周期可划分为孕育期、产业化期、成熟期和衰退期。处于孕育期的技术，其形态不定型，产业化问题没有解决，因此使用价值不确定。这意味着它的转移风险较大，但如果未来市场支持环境看好，也可能获得巨大成功。由于引进这类技术虽然交易成本不高，但引进后投入较大，所以它要求技术受体必须具备较强的经济和技术实力。这是以高风险换取较大竞争实力的技术转移过程。处于产业化期的技术，其形态已定型并日趋完善，实用价值较高而风险较低，因此，社会需求看涨。同时它又具有较大的生产技术缺口，改进的空间较大，技术受体同样需要继续耗费较大的使用成本。成熟期的技术，产业化问题基本解决并相对完善，技术支持环境较好，市场需求旺盛。此类技术转移基本上不存在风险。但此类技术特别是其中的主导型技术往往为技术供体所垄断，而非主导型技术转移过程已显露出衰退期技术转移的踪迹。衰退期的技术，社会需求逐渐降低，技术即期风险全无，操作相对容易，即使技术实力和学习能力较低的产业主体，也能够胜任这种技术要求。但由于技术充分固化，技术转移主要以设备形式的转移来实现，因此，交易价值仍然较高。同时，由于技术会在一定范围内走向衰亡，因此，使用这类技术所获得的技术优势和竞争能力相对短暂，不利于技术受体技术实力的积累与发展。

上述分析表明，处于不同发育状态的技术，由于内容的成熟程度不同，社会需求、使用成本、风险频率各有差异，直接影响其转移的难易。一般来说，越是靠近产业化、商品化阶段或时期，技术本体内容越是趋于基础性，其应用的广泛性、外部性就越高，就越容易向产业领域扩散和转移。

（2）技术匹配状态

技术匹配状态是制约其发生转移的又一重要因素。它是指各种相干技术要素之间的依存关系，其中包括技术系统自身的匹配，与其它技术系统之间的匹配，以及与技术受体原有技术系统的匹配等三重依存关系。技术系统自身的匹配状态，是表现技术发展程度与成熟程度的重要指标。现实中绝元孤零零的“元技术”能够发挥作用，任何技术形态都是若干单元技术的有机聚集，所以现实技术似乎都是天然匹配好的，只是匹配的程度不同而已。显然，技术的实用价值大小与发生转移的难易程度直接取决于技术系统内部各单元技术之间的依存关系。同时，一种技术体系的确立，除了内部诸单元技术之间的相匹配之外，还必须与外部相关的支持性技术系统相匹配，倘若缺乏这种匹配，该技术至少在即期是没有前途的。如渗灌技术尽管市场前景广阔，但因防堵技术不匹配而无法推广。相反，蒸汽机技术改变交通运输面貌，是在机械加工、铁路、造船等技术系统匹配下才得以实现。而且更重要的是，即使成熟的技术，当与技术受体原有技术系统不匹配、欠匹配或一时无法匹配时也很难达到转移的预期结果，甚至招致惨重失败。

（3）技术环境

技术环境是技术转移活动所面临的、由技术发展各种态势所构成的技术背景。它们都以不同方式在全局上制约着技术的横向转移。一般而言，某一时代科技发展的速度越快、水平越高，在原有技术体系之间“制造”出的技术势位落差越大，从而促使技术转移的频率就越高。同时，随着科技发展速度和水平的提高，新生技术资源会越来越富集，致使特定技术形态在效率梯度排列中的位置，不断由先进走向落后加速蜕变，生命周期日渐缩短，淘汰趋势迅速加快，从而为技术转移提供越来越大的选择余地和越来越多的市场机会。此外，由于科技发展水平在不同产业领域的不平衡态势，也会给不同产业领域在技术源头上造成“先天”的不平等，使其技术转移的难易程度有别而带上行业性的特点。

技术转移机构的效率影响因素很多，如运行模式和外部环境等。目前有关技术转移机构效率的研究相对分散，研究人员大多针对其中的几个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分析和实证研究。总的来说，这些影响因素可归为两大类，即内部影响因素和外部影响因素。

1、内部影响因素

内部影响因素源自员工、科研成果、内部机制、费用和机构本身，具体包括教师任期、员工数量与素质、员工配置、发明质量、激励机制与分配机制、转让费用与外部法律费用、机构规模、建立时间与地理位置，转移渠道。其中，较长的教师任期、高素质员工、合理员工配置、良好的激励机制与分配机制、高质量的发明，以及较低的转让费用都会对技术转移机构的效率产生积极的影响。员工数量的增加会增加转移数量但不能使总体收入增加，外部法律费用对许可证数量产生了略微的负面影响，但对收入产生了积极影响。但是，就机构规模和建立时间对TTO效率的影响这一问题，专家观点存在分歧:

Siegel(1999)调查了5个主要的研究型大学，确定了大学技术转移机构几个关键的影响因素，即教师任期、激励政策、使用费和分配机制，以及转移机构中的员工配置，并指出需要科学家、律师和经理在一个高度专业的环境中共同工作。Richard(2003)补充了两个影响因素，分别是发明质量和许可证持有人用于商业化的费用。LachandSchankerman(2003)根据发明数量和许可收入，证实了专利权使用费、分配机制和激励机制的影响。

在此研究基础上，经过进一步的调研和验证，Siegel(2003)等人又提出员工数量和外部法律支出这两个影响因素。他基于生产函数框架对TTO效率进行了研究，他将TTO的投入归纳为每年发明数量、TTO全职雇员数量以及用于知识产权和商业化的外部诉讼费，产出是每年的许可证数量和每年的许可证收入。研究结果表明，TTO员工数量的增加会引起协议数量的增加，但是收益没有增加。这也说明大学管理人员已经建立了一套TTO激励政策，与拜杜法的精神一致，即许可协议数量最大化。外部法律支出对许可证数量有负面影响，影响不明显，但是对许可证收入有积极且重大的影响。彭辉和姚颉靖(2009)、Chukumba和Jensen(2005)发现员工素质对许可活动产生了显著的积极影响。KateHoye和FredPries(2009)认为，研究人员不愿向TTO提供发明是大学-工业技术转移的一个重要障碍，并且TTO需要鼓励机构自身和工业界的研究人员进行更多的交流，如向工业界提供研讨班、课程和讲习班，进行优选法试验以及参与商业会议。TTO的规模和建立时间对TTO的效率也会产生影响，但是在产生的影响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问题上存在分歧。Wendy(2005)等人认为构建更小型、更专业的TTO会比大型、综合性TTO的效率更高，仅仅增加技术转移机构的规模并不能提高效率。综合性大学需要用不同方法来管理技术转移，其中，一个或多个部分专注于某些具有高收益前景的高技术部门，其它的专注于为满足各种目标而设计的活动。建立时间长的TTO由于缺乏学习效应，效率较低。如果大学拥有医学院，会对其效率产生负面影响。Ines Macho-Stadler(2007)的观点与其相反，认为大规模TTO更容易获得并且对许可证收入产生积极作用，他在其模型中引入信誉参数对此进行解释:信誉可以减轻有关发明质量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当大学创新活动的总量足够大但单个实验室由于规模较小不足以建立信誉时，TTO通过汇集实验室的发明和搁置一些较差的发明，可以获得较好的声誉，而声誉有助于实现更高利润的技术转让。

此外，一些研究人员还针对国内情况进行了研究，如李文波(2003)提出研究机构的属性、文化和地理位置等影响因素;叶桂林(2004)在对华中科技大学技术转移中心运行模式进行分析后，指出了技术转移渠道对效率的影响，认为在目前国内TTO的运行模式中，技术转移多半是通过非正式渠道发挥作用，改变其运作模式可以增加更多附加价值与功能，可以使得更多研究人员选择正式渠道进行技术转移，同时要对非正式渠道进行规范。通过正式渠道和非正式渠道的双重运作，可以改善国内TTO的效率。

2、外部影响因素

经研究发现，TTO除了受到内部因素影响外，大学、地区和政策等外部环境也会对其产生影响。TTO外部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大学规模、内部机构、所在地研发水平与经济活动水平、国家政策法规以及政府行为。

3、机构环境

大学的规模、内部机构以及所在地的研发水平、经济活动水平都会影响到其内部TTO的效率:较小的大学往往缺乏资源和技术技能，以有效地支持这种组织安排和投资;如果大学拥有医学院，会对效率产生负面影响;位于研发和GDP较高区域的大学在技术转移中更为有效，这也暗示了技术转移中会有区域溢出。